今年4月，中国之声报道了“武汉黄陂区政府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，最高人民法院两次督办无果”的新闻。近日，武汉市中院向武汉市政府办公厅发出司法建议书，要求其敦促黄陂区政府召开土地管理委员会，研究决定涉案土地是否出让问题。此外，武汉市中院还对区政府的派出机构，也是此案的被申请执行人盘龙城经开区管委会，做出罚款一百万的决定。

报道显示，这起被武汉中院三次督促履行的强制执行案件，涉及一块闲置16年的土地。案件本身并不复杂，但因为时间跨度长和行政机构更名以及主要负责人变动等诸多原因，导致已经生效的法律判决难以执行到位，虽然“惊动”最高法督办过两次，武汉中院也已发出三次敦促履行通知书，但任然遭遇了执行难，即便武汉中院对黄陂区政府做出罚款100万元的决定，并限其在2018年5月21日前交纳，然从目前情况看，不仅罚款还没有得到具体落实，能否完成生效判决的执行更是未知数。

近些年来，全国司法系统针对生效判决的执行难，开展了前所未有的清理整治行动，大批“老赖”或被公开曝光纳入失信“黑名单”，或被采取强制措施，或慑于法律威严痛快履行法律判决。应当说，针对企业单位尤其是个人“老赖”，司法机关既敢于依照法律进行惩治，甚至“连打带罚”，但对于为数不多的“政府老赖”，相关司法执行部门似乎就有些“纠结”甚至“酥手无策”，特别是对一些抱有“新官不理旧账”思维的行政负责人，一方面因为是“历史遗留”，后任者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态度并不积极，能推则推、能扯则扯；法院执行部门往往既不忍心让后任为前任“背锅”，也不愿轻易对“政府老赖”动用法律手段，更习惯通过其上级部门协调来敦促其履行判决义务，但这样的“温柔”不仅没有换来“政府老赖”积极履行判决义务，反而让某些“老赖”误认为法院对其无能为力，甚至骄纵出“政府老赖”对法律判决的漠视心理。

从这起“执行难”案件中就不难看出，法院为敦促被申请执行人盘龙城经开区管委会履行生效判决，几乎穷尽除法律手段以外的所有办法协调，该做的工作也几乎“仁至义尽”，最终非但没有完成执行，甚至连做出的罚款决定对方都不愿“认账”，尽管武汉中院表示，不排除会刑拘被执行人盘龙城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曹家汉的可能。相关法律人士也认为，最高法院亲自督办两次，都无法执行的案件在全国是很少见的。法院仍有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、拘留法定代表人和直接责任人，以及按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问责等强制措施没有实施。

很显然，应对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被执行人，法院确实拥有很多法律手段，甚至可以追究被执行人的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，但拥有的司法权力并不意味着对什么样的被执行人都会用、敢用，尤其是当被执行人是行政机关和基层政府时，其顾虑和复杂性更不是所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毋容置疑，如果被执行人是一般的个体或是企事业单位，这样的执行案件既不会“惊动”最高法两次督办，武汉中院完全可以动用各种司法手段迫使其履行。被申请执行人盘龙城经开区管委会之所以“不拿法律当回事”，除了负责人抱有“新官不理旧账”思维之外，更在于观念上的陈旧，依然把政府置身于法治之外，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。在笔者看来，对于少数“政府老赖”，法律必须还以“颜色”，适用于一般被申请执行人的司法手段，同样也要平等且敢于适用于“政府老赖”。另外，对于某些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思维和行为，同样也需要吸取教训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。新官不能不理旧账，但对于“乱作为”的官员也不能让其“拍拍屁股就走”，只对现任被执行人采取法律手段，而不去问责追究曾经的“始作俑者”，不只是不合情理，同样也是不公平，且不能完全杜绝“政府老赖”。